1978年，我以同等学力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。

楚天空阔。秋季的珞珈山层林尽染，古老的学府黉宇皇皇。看着湖光山色和青松翠柏，我们这些忝列门墙的新生不免忐忑，又有些张狂。

的确，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。整整荒废了十年，先生们青春焕发，恨不得将满腹经纶和盘托出。得到深造机会的学生们，则如饥似渴，夜以继日。所以，我化用张仲素“楼上残灯伴晓霜”句，称为：便把残灯对晓霜。

当然，我们渴望的，是真才实学。

如果照本宣科，言不及义，学生们是要拂袖而去的。

有次，学校请来一位名家。只不过他老人家的说法朴素了点，听讲座的学生就纷纷退场。有趣的是，老先生泰然自若，照讲不误。主持讲座的童懋林副校长也面不改色，只当没有看见，事后还不追究。

（详见《我在母校武汉大学》一文）

哈哈！秋色招摇春色懒，先生殷切后生狂。

其实，那位老先生的观点虽然朴素，却是真知灼见。

说来，我们那时还是少不更事。

后来才知道，先生们当年，那叫一个书生意气，风华正茂。

〇 1936年武汉大学的毕业生

穿白袍的是胡国瑞先生

（照片由胡晓晖提供）

我入学时，中文系招研究生，只有两个专业，古代汉语和古典文学。古代汉语那边，周大璞先生讲训诂，李格非先生讲音韵，夏渌先生讲文字，皆为一时之选。我们古典文学，胡国瑞先生、吴林伯先生、王启兴先生、刘禹昌先生、苏者聪先生、吴志达先生、毛治中先生，也是豪华阵容。

但，真正让我终生受益的，是先生们的“求是”精神。

这就需要研究者和评判者，都能正确理解“实事求是”的精髓。

1981年，我的学位论文进行答辩。

答辩委员会主席，是胡国瑞先生。

〇 胡国瑞先生

（照片由胡晓晖提供）

论文的指导老师，是吴林伯先生。

〇 吴林伯先生

胡国瑞先生和王启兴先生，其实也进行了指导。

评审专家，则既有校外的，又有系外的。

校外，是山东大学牟世金先生。

系外，是哲学系的刘纲纪先生。

两位先生跟吴林伯先生既不同门派，也不同观点。答辩会上，我还仗着年轻气盛，与纲纪先生当面顶了起来。

结果怎么样呢？

正如《我在母校武汉大学》一文中说过的，牟先生和刘先生给我的评分都是优，丝毫没有门户之见。因为先生们看重的不是观点和结论，而是求索的过程和水平。只要是根据实证求索真知，而且证据充分，论证严密，他们就给高分。

也就是说：

如何求，比“是不是”更重要。

事实上，每个人对“真知”的理解是不同的，尤其在人文学科。比如《红楼梦》的主题，恐怕就没有标准答案。都云作者痴，谁解其中味。作者自己都说你未必理解得了，你偏说你的结论是真知，岂不搞笑？

拓新

这篇论文经过修改，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，胡国瑞先生写了序言。

胡先生又约见刘道玉校长，跟校长说：人才难得。

于是，刘校长向教育部请求，将我留在了母校。

专业，也变了。

变化是自然而然的。

以《文心雕龙》为题，就是从文学转向了文论。

研究其美学思想，又从文论转向了美学。

美学归根结底关于人，关乎艺术，这就有了《艺术人类学》一书。

〇 《艺术人类学》初版书影

这本书，荣获首届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。

黑格尔说过，哲学就是哲学史。

同样，美学就是美学史。

因此，要弄清中国美学史，就必须弄清楚中国史。

转向历史，也很自然。

何况，我们专业的研究方向，原本就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史。

胡国瑞先生，也是写过《魏晋南北朝文学史》的，那是1949年以后第一部断代的文学史。

研究魏晋，当然也要知道三国。

日文版、韩文版、越南文版和泰文版

只是这一转向，一发不可收拾。

直到长篇小说《曹操》出版，才算是回到了文学。

也许，这可以算是遵循了“拓新”的校训。

做人

〇 照片由胡晓晖提供

拍完，先生写了《鹧鸪天》题照：

莞尔骈肩两妪翁，艰难五十岁年同。

别人的说三道四，又何妨一笑了之。

这就不但是教我们读书，也是教我们做人了。

如此师恩，当涌泉相报。

因此我在多年前，便捐款并集资设立“胡国瑞奖学金”于武汉大学文学院，以感恩母校，感恩先生！

两首七律合成一幅，就是这样：

这幅字，我送给了阮立平校友，感谢他为老校长出版文集捐资五十万。

后来，又写了《母校颂》四言一首：

珞珈之上，建我学堂。醴泉冽冽，黉宇皇皇。

湖腾紫气，山显荣光。云蒸霞蔚，凤集鸾翔。

樱冠桂冕，梅舍枫窗。凯风细雨，淡彩浓香。

木铎朗朗，和铃央央。如切如磋，有圆有方。

开来继往，日就月将。厚积薄发，源远流长。

士人弘毅，君子自强。拓新求是，席珍永芳。

这幅字，我送给了曾文涛校友，感谢他为“胡国瑞奖学金”捐资一百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