韩非的冷峻与功利

韩非的思想，与儒、墨、道三家其实都有关联。

首先是老子的“冷峻”。老子是“无情无义”的。

他的观点，是“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；圣人不仁，以百姓为刍狗”（《老子·第五章》）。这是什么态度？是“冷眼旁观不动声色的理知态度”（李泽厚《中国古代思想史论》）。这是老子的态度，也是韩非的态度。

因此，老、韩之“道”虽不同，其“冷”则相似。他们都是先秦诸子中最“冷”的，而墨子和孟子最“热”。热就充满理想，冷就面对现实；热就总想救世，冷就善于旁观。旁观者清，现实者直。所以，冷若冰霜之老、韩，就比侠肝义胆之墨、孟，更能直面惨淡的人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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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实韩非同样受到墨子的影响，这就是“功利”。韩非与墨子，都是功利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。当然，他们讲的内容并不相同。比如墨子讲“天下之利”，韩非讲“个人之利”；墨子讲“庶民之用”，韩非讲“君主之用”。但主张讲功利、讲实用，则是一样的。

因此，先秦诸子中，反倒是韩非对墨子有所同情。比方说，有人批评《墨子》没有文采，韩非就借他人之口为之辩护。

韩非说，当年秦国的国君嫁女儿，送了七十个盛装打扮的媵女作陪嫁，结果晋公子喜欢媵女，不喜欢公主。楚国的商人卖珍珠，用香木做成盒子，还要“薰以桂椒，缀以珠玉，饰以玫瑰，辑以羽翠”，结果郑国人买了盒子，退回珍珠。

这说明什么呢？说明形式如果大于内容，就会危害内容。

那么，是形式重要，还是内容重要？内容重要。内容为什么重要？因为有用。实际上，墨子的语言之所以质朴，就因为他担心人君“览其文而忘有用”，“怀其文忘其直”，这才故意不要文采（《韩非子·外储说左上》）。

显然，韩非这是以功利主义来反对形式主义。内容有功利，形式无功利，因此要内容不要形式。或许有人会问，内容和形式，难道就不能统一吗？孔子认为可以，韩非认为不行。孔子为什么认为可以呢？因为在孔子他们那里，内容与形式，就像皮与毛。

据《论语·颜渊》，有人曾经问孔子的学生子贡：一个君子，有优秀的品质也就行了，为什么还要有文采修饰呢（君子质而已矣，何以文为）？

子贡说：老先生这话真是太让人遗憾了。质，就好比皮；文，就好比毛。皮与毛，都是不能少的。试想，如果去掉毛，那虎皮、豹皮，与狗皮、羊皮，又有什么区别呢？恐怕是“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”（鞟，音阔，去毛的兽皮）。

显然，内容与形式是统一的。没有内容，形式就没有必要；没有形式，内容也无法表现。君子之所以是君子，就因为他不但有优秀品质，而且有文采修饰。没有了文采修饰，作为虎豹的君子，与就像犬羊的小人，又有什么不同呢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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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非却不这么认为。在他看来，内容与形式的关系，不是什么皮与毛，而是冰与炭、寒与暑。“冰炭不同器而久，寒暑不兼时而至”（《韩非子·显学》），怎么可能统一？

韩非还说，楚国有个人，卖矛又卖盾。卖盾的时候说：我的盾，什么矛都挡得住。卖矛的时候又说：我的矛，什么盾都刺得穿。有人说，以子之矛，攻子之盾，怎么样？这人不能回答（《韩非子·难一》）。

同样，一个东西，你不能既要形式，又要内容。要了形式，肯定会丢了内容。秦伯嫁女贵妾，郑人买椟还珠，就是证明。

这就是韩非的矛盾论。“矛盾”这个词，也就是这样发明出来的。问题是这能证明什么呢？能证明人性是恶的。

在《解老》篇中，韩非说，礼乐，是人性的样子（礼为情貌者也）；文采，是质地的装饰（文为质饰者也）。也就是说，人性是内容，礼乐是形式；人性是质地，礼乐是装饰。装饰的意义何在呢？遮丑。所以，“和氏之璧不饰以五彩，隋侯之珠不饰以银黄”。为什么？用不着嘛！这就叫“其质至美，物不足以饰之”。

相反，如果必须装饰，离不开装饰，就说明它的本质有问题。这就叫“物之待饰而后行者，其质不美也”。人性既然需要礼乐做形式、做装饰，岂非证明人性有问题？而且，礼乐越是美好，岂非越能证明人心和人性是坏的？那么，礼乐这东西，是可有可无的呢，还是不可或缺的呢？儒家说绝对不能没有。

由此可见，在儒家那里，人心也是坏的，人性也是恶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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哈哈！这可真是“以子之矛，陷子之盾”，用儒家的砖头砸了儒家的脚。可惜，“矛盾”一词的发明权，是韩非的。内容与形式相矛盾的逻辑前提，也是韩非的。孔子之徒当然不会认账。在他们那里，人情与礼乐，是皮与毛嘛！

不过，具有戏剧性的是，韩非的逻辑虽然是自己的，“性恶”的结论却是受了一位儒学大师的影响。谁？荀子。

荀子是先秦儒家的第三位大师，也是先秦儒家的最后一位大师。他是赵国人，名况，当时的人尊称他为“荀卿”。汉代的人，为了避汉宣帝的讳，称他为“孙卿”。荀子大约生于公元前313年，卒于公元前238年，早年曾经游学齐国，三为祭酒，后来又到了楚国的兰陵县（在今山东省兰陵县兰陵镇），被春申君任命为兰陵县令，著书立说，终老于此。韩非和李斯，就是他的学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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儒家大师教出两个赫赫有名的法家学生，这事真值得琢磨。于是我们就很想知道，作为先秦儒家最后一位巨子，荀子与孔子、孟子有什么不同。

最大的区别，也许就在人性问题。

我们知道，孔子教书育人做学问，是有所言有所不言的。比方说，不谈死亡，不谈鬼神，不谈天道，不谈人性。这一点，他的学生子贡说得很清楚。子贡说：“夫子之文章，可得而闻也；夫子之言性与天道，不可得而闻也。”（《论语·公冶长》）

这里说的“文章”，就是诗书礼乐和历史文献。这里说的“性与天道”，则是人的天性和自然规律。诗书礼乐和历史文献，孔子说得比较多，学生们也听得到。人的天性和自然规律，孔子就不怎么说了。为什么不说呢？不清楚，反正是不说。

孔子不说，不等于孟子和荀子也不说。许多人认为，孟子和荀子都是谈人性的，只不过观点不同。孟子主张“人性本善”，这叫性善论；荀子主张“人性本恶”，这叫性恶论。不少哲学书都这么讲。其实这种说法可以商量。

我的看法是：第一，孟子并不喜欢谈人性，但又不能不谈。第二，孟子也不主张“人性本善”，只主张“人性向善”。为什么不能不谈呢？因为别人要谈，还要拿这个来挑战仁义。所谓性善论，就是孟子应战的结果。

孟子的性善：人性向善的可能

挑战孟子的这个人叫告子。告子是什么人？不太清楚。但他在《墨子》一书中出现过，因此其年龄应该比墨子小，比孟子大。告子是主张谈人性的，而且主张谈人的天性，也就是人的自然属性。

据《孟子·告子上》（下引不注者均同），告子说，天生的就叫做“性”（生之谓性）。

孟子反问：天生的就叫“性”，好比白就叫白，是吗（生之谓性也，犹白之谓白与）？

告子说，正是。

孟子又问：白羽的白就是白雪的白，白雪的白就是白玉的白吗？

告子又说，正是。

孟子再问：那么，狗性就是牛性，牛性就是人性吗？

孟子说完这话，告子怎么回答？不知道。但孟子的意思却很清楚。

第一，不要抽象地谈人性。

抽象地谈，羽毛与雪、雪与玉，没有区别，都是白的。可是，羽之白，与雪之白、玉之白，当真一样吗？实际上差别是很大的。羽毛与雪、雪与玉的本质区别，就更大。你单单拎出一个相同的“白”来讲，有什么意思呢？难道因为它们都是白的，羽毛的本性就与雪和玉一样了吗？

第二，也不要谈什么人的天性。

论天性，人与动物没什么区别。告子说得很清楚：“食、色，性也。”可见所谓天性，就是吃东西和生孩子。这个动物也会，也想，也能做。如果把这看作人性，岂非“犬之性犹牛之性，牛之性犹人之性”？所以，要么别谈人性，如果一定要谈，就得谈人的社会属性，不能只谈自然属性，更不能把人性等同于人的自然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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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实上人性问题也不可回避。没有人性做基础，孔子的仁，孟子的义，便都讲不通。这一点，孟子其实心里有数，这才不厌其烦地与告子辩论。

告子说，人性就像杞柳，仁义就像杯棬。以人性为仁义，就像以杞柳为杯棬。杞音起，即杞柳。杞柳是一种杨柳科落叶灌木，也叫白箕柳，枝条可以编筐。棬音圈，意思是盂。

杞柳编筐没有问题，做杯子就讲不通，因此有人认为杯棬可能就是杯圈。这个且不去管他，姑且理解为器物、器皿吧！反正告子的意思，是说让人性服从仁义，就像把杞柳变成器物，乃是一种扭曲。这种观点，与庄子很相似。庄子不是说过吗？违背人性推行仁义，就像把野鸭的腿拉长，把仙鹤的腿截短，是扭曲嘛！

对此，孟子的回答是：扭曲不扭曲，要看怎么做。顺着杞柳的本性做，就不扭曲；反着来，就扭曲。行仁义，也一样。如果人性当中原本就有善，就有仁义的基础，就有向善的可能性，那就没有问题，而且应该。问题是：我们有吗？

孟子认为有，告子认为没有。

告子说，人性原本就没有什么善不善的（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）。人性就像水（性犹湍水也），东边开了口子，它就往东流（决诸东方则东流）；西边开了口子，它就往西流（决诸西方则西流）。哪有什么善恶之分？

孟子说，不错，水流确实无所谓东西（水信无分于东西），但难道也不分上下（无分于上下乎）？要分的吧！水尚且要分上下，人难道就不分善恶？也要分的吧！怎么分？水性向下，人性向善。这就叫“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”。水有往高处流的吗？没有。那么，人也就没有不向善的。这就叫“人无有不善，水无有不下”，难道还有什么问题吗？

当然有问题。人性既然是向善的，为什么还会有人作恶呢？孟子的回答是：环境和条件使然。

孟子说：丰年多懒惰，灾年多强暴，难道是人们天性懒惰、天性强暴吗？不是。是什么？环境和条件“陷溺其心”。这就好比水，原本是往低处流的。如果你把它堵起来，也会上山（激而行之，可使在山）。但是，你能说这就是水的本性吗（是岂水之性哉）？

水性如此，人性亦然。人性的向善，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，天经地义，毋庸置疑，这就叫“人性之善也，犹水之就下也”。这里的“人性之善”，也可以有两种解释。一种是把“之”解释为“的”，则“人性之善”就是“人性的善”。另一种是解释为“去、往”，则“人性之善”就是“人性向善”。

但不管哪种解释，都说明孟子主张“人性向善”。为什么是“人性向善”，不是“人性本善”呢？因为这个“善”，只是可能性。孟子说得很清楚：“乃若其情，则可以为善矣，乃所谓善也。”乃若，就是至于、要说。情，就是人的社会性的本性。

因此，这句话就可以这样翻译：要说人的社会性的本性（人性），那是可以让它善良的。可以为善，这就是善，也就是“性善”。换句话说，性善，就是人性“可以为善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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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在清楚了。在孟子看来，人性是可以为善的，也是应该向善的。为什么应该？因为善是好的，它就是“人往高处走”的那个“高处”。那又为什么可以呢？因为人性当中原本就有善的可能性。

孟子说，同情心、羞耻心、恭敬心、是非心，这四样东西，是每个人都有的，叫做“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；羞恶之心，人皆有之；恭敬之心，人皆有之；是非之心，人皆有之”。

恻隐之心就是仁，羞恶之心就是义，恭敬之心就是礼，是非之心就是智。所以，仁义礼智，并不是外部世界或者别的什么人强加给我们的（非由外铄），而是我们每个人本来就有的（我固有之），只不过大家没怎么注意而已（弗思耳矣）。其实只要认真想想，每个人都能明白。

同样，只要追求，就能得到，这就叫“求则得之，舍则失之”。舍弃向善可能性的，就成为恶人；反之，则成为好人。这就是人有善有恶的原因。

孟子的这个说法，有什么意义呢？意义就在他为儒家主张的仁义道德找到了人性的依据。这个依据在孔子那里是有的，但没有明说，孟子却明明白白地说出来了。这是孟子对儒学的贡献。不过孟子也有不足之处，就是他没有说清楚，人为什么无须教育，就会有恻隐之心、羞恶之心、恭敬之心、是非之心。这些人性当中向善的可能性，怎么就是“我固有之”而“非由外铄”？这一点，孟子说不清楚。

这就留下了一个漏洞，也留下了一个问题。这个漏洞，只能由荀子来填补。这个问题，也只能由荀子来回答。

那么，荀子怎样解决这个问题？

荀子的性恶：化性起伪的智慧

荀子的办法，是把人性分成两半，一半叫“性”，一半叫“伪”。

什么叫“性”？《荀子·正名》说，天生如此的就叫做性（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）。可见所谓“性”，就是人的自然属性。

什么叫“伪”？《性恶》篇（下引不注者皆同）说，但凡“可学而能，可事而成”，事在人为（在人者）的，就叫“伪”。伪，通“为”。可见所谓“伪”，就是人的社会属性。两方面加起来，才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“人性”。这个分析，在荀子那里就叫做“性伪之分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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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谓“性伪之分”，是荀子讨论人性问题的前提。荀子说，孟子主张“性善”，是并不真正懂得人性（是不及知人之性），不知道人性有两个组成部分呀（不察乎人之性、伪之分者也）！这两个部分，一个是自然的、天生的“性”，一个是社会的、人为的“伪”，只有人为的“伪”，才是“善”，天生的那个“性”是“恶”。

“人之性恶，其善者伪也”，是荀子“人性论”的核心观点。这话很容易让人认为荀子主张“人性本恶”。但韦政通先生的《中国思想史》认为，这是“最流行的一种误解”，我也认为是误解。

为什么说是误解？读《王制》篇就知道。在《王制》篇，荀子将世界上所有的存在物分成了四个等级。最低的一等是无机物，其特点是有物质无生命，叫做“水火有气而无生”。略高一等是植物，其特点是有生命无感知，叫做“草木有生而无知”。再高一等是动物，其特点是有感知无道德，叫做“禽兽有知而无义”。最高一等是人，既有物质、生命、感知，又有道德（有气、有生、有知，亦且有义），所以“最为天下贵也”。

人的高贵既然在于道德，荀子怎么会认为“人性恶”？在《非相》篇，荀子甚至明确指出，人之为人，绝不仅仅是双腿直立，身上无毛（非特以二足而无毛也）。他之所以成为人，是因为有道德。这实在是相当科学的论断。这说明什么呢？说明早在两千二百多年前，荀子就已经能够将“生物学意义上的人”与“社会学意义上的人”区分开来了。

既然如此，荀子怎么会把人的动物性看作人性？所以，我们不能因为荀子说了“人之性恶”这句话，就认为荀子主张“人性本恶”。实际情况是：在荀子那里，性，并不等于我们今天说的“人性”。它充其量只是人性的一部分，而且是人性当中低级的那一部分，即人的自然性或者动物性。高级的部分，荀子叫做“伪”。那才是严格意义上和真正意义上的“人性”。

问题是，荀子这样强调“性伪之分”，究竟有什么意义？

意义就在为礼乐制度寻找人性依据。

在《性恶》篇，荀子说，人之所以要有善（人之欲为善者），就因为他的自然属性是恶（为性恶也），要不得的。怎么就要不得呢？因为如果保留它，人就变成动物了。变成动物又怎么样？无法生存。为什么无法生存？因为人的生存能力远远低于动物。

在《王制》篇，荀子说，人，论力气不如牛（力不若牛），论速度不如马（走不若马），可以说处处不如动物。然而怎么样呢？牛马却为人所用。为什么？就因为人能够组成社会，牛马不能（人能群，彼不能群也）。

由此可见，人类之所以能够生存，靠的不是天赋能力，而是社会力量。结论不言而喻：社会如果解体，人就牛马不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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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么，人为什么能组成社会？

荀子说，因为有秩序。秩序为什么起作用？因为有道德。秩序就是“分”，道德就是“义”，体现道德、保证秩序的就是“礼”，使礼义深入人心的就是“乐”。它们也都是“伪”。伪，不是“虚伪”，而是“人为”，也就是“改造”。没有这个改造，人就不能从动物变成人，不能把动物性变成人性，这就叫“无伪则性不能自美”（《荀子·礼论》）。性不能自美，又怎么样？人就变成动物，甚至连动物都不如，没法生存了。所以，礼乐制度，能不重要吗？

在这里，我们看到了荀子比孔子和孟子高明、深刻的地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