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时候，杨修的父亲杨彪还在世。杨彪这个人，是既担任过司空，又担任过司徒，还担任过太尉的。他把所谓“三公”的三个职务都当了一遍，地位之崇高可想而知。如今，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爱子被杀，落得白发人送黑发人，内心之悲痛也可想而知。

曹操的问可能是故作关切，杨彪的答却是肺腑之言。这就不能不让曹操“改容”。此刻的杨彪，虽然已被罢官夺封，毕竟还是元老级的人物。这样一个人物，尚且不能保全家人，何况其他？再说了，杨彪有舐犊之爱，曹操就没有吗？杨彪不能保全家人，曹操就能够吗？别看这时的曹操威风八面称霸一时，“君子之泽，五世而斩”的规律对他就未必无效。这实在不能不让他想得更多些，更远些。

实际上，接班人的问题早就提到了曹操的议事日程。只可惜，这个问题并不容易解决。

据统计，曹操至少有十五个老婆，二十五个儿子。最有资格接班的长子曹昂在建安二年（公元197年）正月阵亡，另一个为曹操所钟爱的儿子曹冲，则在建安十三年（公元208年）五月病故。其他儿子，或者早夭，或者庸常，比较有希望的是曹丕、曹彰、曹植。据《三国志·曹冲传》，曹冲病故时，曹操极为悲痛。曹丕上前安慰父亲，曹操说：“此我之不幸，而汝曹之幸也。”所谓“汝曹”（你们几个），当是曹丕、曹彰和曹植。

这三个也都想当接班人。首先，他们都是卞夫人的儿子。曹操的原配是丁夫人。丁夫人无出，养子曹昂阵亡，自己又离异，就不在“立嫡”的考虑之列。丁夫人被废以后，继承正妻地位的是卞夫人。按照“立嫡”原则，接班人应该从卞夫人的儿子当中挑选。卞夫人有四个儿子，其中曹熊早薨，可选的就是曹丕、曹彰和曹植。这是第一点。第二，他们三个也都有能力，有作为，水平明显高于曹操的其他儿子。这样，无论“立嫡”还是“立贤”，他们都最有资格。所谓“夺嫡之争”，便在卞夫人的这三个儿子当中展开。

那么，曹操选谁？

史家一般都认为，首先可以排除的是曹彰。不可否认，曹彰是个人物。据《三国志·曹彰传》，此君从小就善于骑马射箭，胆子大力气也大，战事多战功也多。

建安二十三年（公元218年），代郡乌丸反，曹操任命曹彰为北中郎将，行骁骑将军，前去征讨。临行前，曹操对曹彰说，儿啊，在家为父子，受命为君臣，你可要好自为之！曹彰明白父王的意思，在北伐战争中冲锋陷阵，身先士卒，亲射胡骑，以至于“应弦而倒者前后相属”。曹彰自己也“铠中数箭”，然而“意气益厉”，结果“大破之”。中立观望的鲜卑人见曹彰如此英勇善战势不可挡，也表示归顺，于是“北方悉平”。胜利后，曹彰一方面超常规地大赏将士，另一方面在向曹操汇报时按照曹丕的建议“归功诸将”。这下子曹操高兴坏了，抓住曹彰的黄胡须说：“黄须儿竟大奇也！”

事实上，曹操的确很为他这个儿子感到骄傲。据《三国志·曹彰传》裴松之注引《魏略》，汉中之战时，刘备躲在山上，派刘封下山挑战。曹操大骂：卖草鞋的（卖履舍儿），怎么总弄个假儿子来打仗（长使假子拒汝公乎）？你等着，看我把黄须儿叫来！

然而曹彰有个问题，就是有勇无谋，不爱读书。这事曹操管教过。曹操说，你总喜欢弄枪舞剑，飞鹰走狗，不过匹夫之勇，哪里能成大事？便安排他读《诗》《书》。曹彰却对旁边的人说，男子汉大丈夫，就该像卫青、霍去病那样，将百万之众，驰骋疆场，建功立业，哪能靠几本破书混个博士？这种想法，显然不像“人君”。

曹操也考察过曹彰。他曾经询问诸子的爱好，让他们各言其志，曹彰的回答是“好为将”。曹操又问：“为将奈何？”曹彰说：“被坚执锐，临难不顾，为士卒先，赏必行，罚必信。”于是“太祖大笑”。立曹彰为储的念头如果有过的话，大约也一笑了之了。因为曹操很清楚，曹彰是个好将军，却未必是好国王、好皇帝。

剩下的就是曹丕和曹植了。不少人认为，曹操原本是要立曹植为储君的，只是因为曹丕搞鬼，曹植自己又多有失误，才立了曹丕。这也不是没有根据。《三国志·曹植传》就是这个说法，而且说得很明白，是“几为太子者数矣”。原因也有两个，一是曹植有才，二是曹操喜欢他。这两个原因也有因果关系，即正因为“每进见难问，应声而对”，这才“特见宠爱”。但我认为，这两条，恰恰证明了曹操不可能立曹植。

先说喜欢。曹操喜欢曹植不假。但唯其如此，反倒不能立他为太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立储，历来有四种立法：立嫡、立长、立贤、立爱。

按照传统观念，最可取的是立嫡，准确地说就是立嫡长子。一个儿子，如果既是嫡子（正妻所生），又是长子（年龄最大），那他就当之无愧的是储君。如果长子不是嫡子（是庶子），嫡子不是长子（是次子），那么，宁肯立年幼的嫡子，也不可立年长的庶子，这叫“立子以嫡不以长”。如果嫡子有两个以上，或者没有嫡子都是庶子，那就立年长的，不考虑品行和才能，这叫“立嫡以长不以贤”。当然，立贤也不是绝对不可以，因为立贤毕竟有道理。立个贤君，对国家对人民都有好处，大家也还能接受。最不可取的是立爱，因为这完全是由着性子胡来，非遭到抵制不可。

总之，立储之道，首选立嫡，其次立长，再次立贤，最次立爱。立曹丕，是立嫡，也是立长；立曹植，则是立爱。你说曹操立哪个？没错，曹操这人是不大守规矩的，有时也不按牌理出牌，但他未必肯背“立爱”的罪名，何况曹操又并不是只爱曹植一个。

或许有人会说，曹操立曹植，不是“立爱”，是“立贤”。曹操这个人，是主张“唯才是举”的，怎么会受传统观念的羁绊？当然是立最有才华的曹植啦！这其实也是似是而非。的确，曹植是一个特有才华的人，可以说是少年才子。

这里面显然疑点甚多。第一，曹植留守邺城时，是否有突出表现？如果有，为什么史无记载？第二，曹植原先表现不错，后来为什么又变差了？可惜，《三国志》这段记载含糊其辞，语焉不详，吞吞吐吐，让人感觉是在避讳什么。但我以为，如果曹植在政治上确有突出表现，那是瞒不住的。实际上曹植也不可能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。一是曹操本人太强。他的儿子，除了曹彰可以出去打打仗外，其他人都难有作为。二是曹植也不像政治上很成熟的人。

《三国志·曹植传》讲曹丕夺嫡成功曹植争宠失败的原因，用了春秋笔法，说是“植任性而行，不自雕励，饮酒不节”，而曹丕“御之以术，矫情自饰，宫人左右，并为之说”，也就是装模作样，控制自己，收买人心，于是曹操决定立曹丕为嗣。

这应该也是事实，因此后世多半同情曹植，不同情甚至鄙视曹丕。毫无疑问，在我们看来，“任性而行”显然比“矫情自饰”可爱。“矫情自饰”岂止不可爱，简直就是可怕。但这是我们的看法，不是曹操的看法。

曹操此刻，并不是要评选“谁是最可爱的人”，而是要考虑“谁是最可靠的人”。什么方面可靠？政治上可靠。政治上可靠是什么意思？是能够保证曹魏政权的代代延续。这就不能看“性情”，而要看“心计”。缺心眼的人是不能选做曹魏政权接班人的，“任性而行”也不是政治家应有的品质。

有人说曹操也是“性情中人”，曹植“任性而行”岂非“深肖朕躬”？没错，曹操的确是“性情中人”，但不要忘了他还有“奸猾狡诈”的一面。他这两个儿子，一个继承了他的“任性率真”，一个继承了他的“奸猾狡诈”，正可谓熊掌与鱼不可得兼。这才“狐疑”。思想斗争的结果，是理智占了上风。毕竟，当时天下并不太平，曹魏政权也腹背受敌。选一个有心计的人，显然要放心一些。张作耀先生的《曹操评传》说“从治国大计上考虑，曹植的确不如曹丕”，我认为这个结论是对的。

其实，即便从才能的角度考虑，也应该选曹丕而不是选曹植。卞夫人的三个儿子——曹丕、曹彰、曹植，都是有才的人，又并不相同。

陈寿对曹彰的描述，是“武艺壮猛，有将领之气”；对曹植的描述，则是“文才富艳，足以自通后叶”。也就是说，他们两个，一则文才，一则武艺，曹丕却是文武双全。曹丕是当时著名的诗人，和曹操、曹植并称“三曹”。当然，“三曹”当中，曹丕的诗写得不如父亲和兄弟，但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却并不低。一是有创新，其《燕歌行》被认为是七言诗之祖。二是有理论，其《典论·论文》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经典。鲁迅先生在讲文学史的时候，甚至把魏晋称之为“曹丕的时代”，认为他代表了“文学的自觉”精神。一人而两个“划时代”，曹丕够本了。

曹丕的武功也很好，骑术和剑术都堪称一流。他的骑射之好，已达到“逐禽辄十里，驰射常百步”的程度；剑术之好，则可以和当时武林高手比武论剑。据《典论·自叙》，曹丕曾以甘蔗代剑和奋威将军邓展较量，结果大败对手。所以，我们不能因为曹植有才，就说曹丕无能。相反，我们还应该承认，和曹植、曹彰相比，曹丕更全面。

何况曹丕还有一个优势，那就是其年最长。立嫡以长，这是传统，也是规矩，就连高皇帝刘邦也不能不屈服。曹操征求意见时，主流意见也是如此。《三国志》之《崔琰传》《毛玠传》《邢颙传》《贾诩传》都记录了这些意见。崔琰的意见上一章说过，毛玠和邢颙的态度也很明朗，都认为立嫡以长天经地义，嫡庶不分后患无穷，毛玠还特别提到袁绍的教训。

最有意思的是贾诩。曹操曾私下里问贾诩，究竟选谁最合适，贾诩一语不发。曹操说，孤问爱卿，爱卿怎么不说话？贾诩说，刚才正想事呢！曹操问，想什么事？贾诩说，想袁绍和刘表的事。我们知道，袁绍和刘表都是因为立幼不立长，才弄得内部分裂，自取灭亡的。这个道理，曹操当然明白。因此结果“太祖大笑，于是太子遂定”。

实际上曹操并非没有这种考虑。建安十六年（公元211年），曹操的好几个儿子包括曹植都被封为侯，却没有封曹丕，而是任命他为五官中郎将，而且“置官属，为丞相副”。五官中郎将的品级不高，只不过宫廷侍卫队的分队长，并没有资格设置下属官员，更不可能成为丞相的副手。曹操这样安排，用现在的话说就是“低职高配”，即一方面职位很低，另一方面却地位很高，权力很大，以至于中郎将远胜万户侯。显然，曹操是将曹丕区别对待的。

所以，建安二十二年（公元217年）十月立太子时，曹操便发布《告子文》，声称“汝等悉为侯，而子桓独不封，而为五官中郎将，此是太子可知矣”。可以说，工于心计、文武双全和身为长子这三条，是曹丕最终被曹操选中的主要原因。
 

如果说曹丕的胜出还有什么原因，那就是得高人指点。事实上，自从曹丕和曹植开始为太子地位明争暗斗，曹操集团内部就形成了两个小集团，或者说两个政治派别，一派拥戴曹丕，一派拥戴曹植。用《三国志·贾诩传》的话说，就是“各有党与”。曹植这边，主要的谋士是丁仪、丁廙（音异）、杨修；曹丕这边，则主要是吴质。可惜，丁仪、丁廙、杨修这“三个臭皮匠”，不但抵不了“诸葛亮”，就连吴质也对付不了。

吴质，字季重，济阴（今山东省定陶）人。《三国志·吴质传》裴松之注引《魏略》说他因为“才学通博”，而为曹丕和诸侯礼遇，喜爱有加。但在曹丕和曹植的夺嫡之争中，吴质是向着曹丕的。他为曹丕出的主意，其实也就两条，一是“输诚”，二是“设疑”。

吴质如此厉害，自然会被曹植小集团视为眼中钉，密切注意他的动向。据《三国志·曹植传》裴松之注引《世语》，有一次，曹丕用废弃了的“簏”（音鹿，用竹条、藤条或柳条编的筐）把吴质偷偷运到府中，密谋对付曹植，被杨修发现，报告了曹操。不过这时已经来不及查了，就没有查。曹丕很紧张，问吴质怎么办。吴质说怕什么！如此这般即可。

过了几天，曹丕又运“簏”进府，杨修又去报告，曹操马上派人去查。打开一看，里面装的是丝绢，结果“太祖由是疑焉”。怀疑什么呢？怀疑曹植、杨修等人阴谋陷害曹丕。

显然，吴质成功，是因为他把曹操琢磨透了。他知道曹操虽然重才，却更重情，所以让曹丕“输诚”。他知道曹操这个人多疑，而且越是聪明的人他越猜疑，所以让曹丕“设疑”。

相比之下，杨修就差得多。他总是耍小聪明，出馊主意。我们前面讲过，杨修是喜欢揣度曹操心思的，可惜会猜不会做。

据《三国志·曹植传》裴松之注引《世语》，杨修常常像自己对付曹操那样，替曹植预先设想许多问题，并写好答案。每当曹操有事询问，便把事先准备好的合适答案送去，希图给曹操“才思敏捷”的印象。然而杨修事不缜密，没有把握好节奏，以至于“教裁出，答已入”。结果曹操便起了疑心，心想曹植再聪明，也不至于如此之快呀！派人一查，真相大白。从此曹操便对曹植有了看法，对杨修则更是厌恶至极。

杨修的猜测也不都准确。仍据《三国志·曹植传》裴松之注引《世语》，有一次曹操命令曹丕、曹植兄弟各出邺城门外办事，同时又密令门卫不得放行。杨修猜中了曹操必然有此安排，便事先告诉曹植说，万一门卫不放侯爷出去，侯爷身有王命，可以杀了他。结果曹植出了城，曹丕没出去。

但曹操的这一安排，是对兄弟俩的综合考察，既要察其才，更要察其德。曹植表面上赢了这场比赛，却给曹操留下了曹丕仁厚、曹植残忍的印象，实际上输了。杨修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看得并不远，并不深，所以是小聪明。小聪明的杨修，当然斗不过大聪明的吴质。何况曹丕只有吴质一个谋士，曹植却形成了党羽，这也为曹操所不容。

不过在我看来，吴质虽然高杨修一着，却仍逊贾诩一筹。因为吴质教给曹丕的是“术”，贾诩教给曹丕的却是“道”。据《三国志·贾诩传》，曹丕曾派人去请教贾诩，问怎样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，贾诩的回答十分淡然。贾诩说，但愿将军能够弘扬道德，培养气度，实践士人的责任和义务，勤勤恳恳，孜孜不倦，不做违背孝道的事情，也就可以了（愿将军恢崇德度，躬素士之业，朝夕孜孜，不违子道。如此而已）。

这话在一般人看来好像打官腔，然而却是至理名言，因为他说到了根本。事实上，不管你做什么，做工也好，做官也好，做生意也好，做学问也好，归根结底是做人。做人是最根本的。只有做人成功，其他事情才会成功，否则就只能得逞于一时。这正是贾诩的高明之处。我曾经说过，诸葛亮是大智慧，贾诩是小聪明。因为诸葛亮的聪明才智用于治国，贾诩的聪明才智用于权谋。但是，和那“三个臭皮匠”相比，贾诩就是大智慧了。

曹丕按照贾诩的教诲磨砺自己（深自砥砺），终于赢得曹操信任。然而，尽管有贾诩的提醒，他的狐狸尾巴还是露了出来。据《三国志·辛毗传》裴松之注引《世语》，曹丕被立为太子时，曾情不自禁地抱着议郎辛毗（音皮）的脖子说，辛君呀辛君，你知道我有多高兴吗？这在当时人看来，就有些小人得志了，至少是失态。

反倒有两个女人，这时表现得十分冷静、理智和低调。一个是曹丕的母亲卞夫人，故事在《海纳百川》一章讲过，还有一个则是辛毗的女儿宪英。辛毗回家，把曹丕的表现告诉宪英，宪英长叹一声说：

现在看来，事情还真被宪英不幸而言中。曹丕于建安二十二年（公元217年）十月被立为太子，建安二十五年（公元220年）正月继承王位，同年十月逼汉献帝禅位，当了六年皇帝后于黄初七年（公元226年）去世，享年四十岁。曹丕去世后四十五年，即晋武帝泰始元年（公元265年），魏亡。

当然，魏的短命，倒并不是因为曹丕当时的得意忘形，归根结底仍是制度问题。必须指出，曹丕“篡汉”成功，原因之一，是因为他实行了九品中正制。

所谓“九品中正制”，说到底，就是让士族垄断了官场。曹丕以此为筹码，换得士族的支持。可惜成也萧何，败也萧何。曹魏最后，竟亡于士族之手。相反，蜀汉政权则实行汉初的制度，不实行九品中正制，结果失去士族拥戴，也终于灭亡。所以，这个制度是魏亡的原因，也是蜀亡的原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