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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语

刘备病逝于永安后,继位的刘禅只当名义上的国家元首,把所有的军政要务都交给了诸葛亮,蜀汉政权从此进入“诸葛亮时代”。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,刘禅和诸葛亮也是一对非常君臣。那么,他们的关系究竟如何?在这种特殊的关系背后,又有什么历史的隐秘呢?

章武三年四月二十四日(公元223年6月10日),刘备驾崩于永安宫,临终前“托孤于丞相亮,尚书令李严为副”,蜀汉政权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。

 这个时代是可以称之为“诸葛亮时代”的。因为刘备的托孤,托出去的不仅是他的儿子,也是整个蜀汉政权。这对于诸葛亮来说,可谓机遇和挑战并存。一方面,他可以开始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;另一方面,他又必须面对诸多难题。

我们知道,诸葛亮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。什么是政治?政治就是关系。或者说,就是处理好各种关系。诸葛亮要处理的关系至少有四种,即君臣关系、同僚关系、盟友关系和敌对关系。这些关系都很重要,但按照制度,第一位的还是他和刘禅的君臣关系。


这里面显然有诸多问题。因为刘备的托孤太特别,既有“汝与丞相从事,事之如父”的交代,又有“如其不才,君可自取”的安排,确实非同一般。因此我们就有了第一个问题:

刘禅执行了刘备的遗嘱吗?

答案是肯定的。《三国志·诸葛亮传》说:“建兴元年,封亮武乡侯,开府治事。顷之,又领益州牧。政事无巨细,咸决于亮。”显然,刘禅不但执行了刘备的遗嘱,还有加码。我们不妨一项一项来做个解释。

 一 封武乡侯。武乡,前人解释为南郑的武乡谷,缪钺先生说是错的,应该是琅琊郡的武乡县。因为诸葛亮是琅琊郡人,所以就把琅琊郡的武乡县封给他;正如张飞是涿郡人,就封张飞为西乡侯。西乡和武乡都是县。西乡县在今北京市房山西南,武乡县西汉时属琅琊郡,后来撤销,所以张飞和诸葛亮都是县侯,不是乡侯。有人说,琅琊郡武乡县并非蜀土,怎么能封?这其实也是当时的一种制度,叫做“遥领”。比如刘备的儿子刘永封鲁王,刘理封梁王,都是。后来孙权也用这样的方式封建诸王。这样封,有两个意义。一是抬高受封者的地位,二是表明自己是天下之主。对于蜀汉政权,则还有一个意义,即表明自己是正统。

 二 开府治事。开府,就是建立府署,自辟僚属,也就是建立属于官员自己的、相对独立的办事机构和官僚体系。西汉初年,丞相、太尉、御史大夫这“三公”都是开府的。后来的大将军,也开府。曹操恢复丞相制度并且自任丞相,是开府的;刘备任命诸葛亮为丞相,却不开府。这里面差别很大。开府,就有相对独立于皇权的相权,不开府就没有。所以这件事情的意义最为重大,后面还要再说。

 三 领益州牧。我们知道,所谓“蜀汉”,其实就是益州。蜀汉丞相管的地方,和益州牧管的地方,没有什么区别。那么,丞相而兼益州牧,岂非多此一举?当然不是。尽管从地理范围看,蜀汉就是益州;但从国家体制看,蜀汉是蜀汉,益州是益州。区别在哪里呢?蜀汉是王朝,益州是郡县;蜀汉丞相是中枢政要,益州州牧是地方官员。前者拥有的是中央行政权,后者拥有的是地方行政权。这两个职务的权限是不一样的,任务也是不一样的。州牧是“牧民”的官,丞相是“牧官”的官。当然,州牧也“牧官”(管理太守、县令),但丞相却不“牧民”。因此从制度上讲,是两个不同的职务。

 但是刘禅却把这两个职务都给了诸葛亮。这就很有意思。我们不妨来总结一下:封武乡侯,是赋予诸葛亮尊贵地位;开府治事,是授予诸葛亮独立相权;领益州牧,则是授予诸葛亮牧民之权。这就等于是把整个蜀国从上到下都交给诸葛亮了。

 事实上诸葛亮不但位极人臣,而且大权独揽。据《三国志·后主传》裴松之注引《魏略》,刘禅继位后曾明确表示:“政由葛氏,祭则寡人。”这话什么意思呢?就是所有的军政要务都由诸葛亮处理,自己只担任名义上的国家元首。如果说这话不见于正史,不一定靠得住,那么,《三国志·诸葛亮传》所云“政事无巨细,咸决于亮”,总是事实。

 这就几乎和曹操一模一样。曹操的头衔和职务是什么?武平侯(县侯)、丞相(开府)、领冀州牧。诸葛亮呢?武乡侯(县侯)、丞相(开府)、领益州牧。这真是何其相似乃尔!不同的是,曹操的头衔和职务至少有一半是自己弄来的,只有武平侯是汉献帝自愿封的,诸葛亮的头衔和职务却都是出自先帝和后主的本意。

 但是自愿也好,被迫也好,刘禅和刘协这两个皇帝,在本质上没什么两样,都是“橡皮图章”。
 

◎ 诸葛亮 方佳翮绘

于是我们就要问第二个问题:

刘禅的感觉如何?

我的看法是不爽。有证据吗?有。据《三国志·诸葛亮传》裴松之注引《襄阳记》,诸葛亮去世后,各地人民纷纷要求为故丞相立庙,不被批准。人民群众只好在大街小巷“因时节私祭”。于是有人提出,处处立庙固然不必,立于成都则未尝不可,然而“后主不从”。这事闹得很僵,实际上已造成朝野对立,幸亏后来有人出来打了圆场。他们上表刘禅说,崇拜圣贤追思功臣,是古往今来的美德。何况诸葛亮功勋盖世,王室幸存实在靠了他老人家。再说让人民群众在街头巷尾、田间地头“巷祭”、“野祀”,也不像话。当然了,丞相的庙建在成都也确实不太合适,因为昭烈皇帝的庙在这里。

怎么办呢?办法是就近(因近其墓),在定军山诸葛丞相的墓前立庙(立之于沔阳)。同时规定,所有的人要祭奠诸葛亮,都只能到这座庙里面去(限至庙),不能再随随便便“私祭”。也就是说,庙,还是要立的,但不能立在成都,更不能全国各地都是,只能建于丞相墓前。祭祀,也是能搞的,但不能想祭祀就祭祀,也不能随便在什么地方,只能到汉中的丞相庙里去。刘禅这才同意(于是始从之)。

上表的人是步兵校尉习隆、中书郎向充等,不是什么头面人物。而且,细读这封表章,也不难看出他们是何等地苦口婆心、讨价还价、委曲求全。先是以古人为例(周人怀召伯之德,甘棠为之不伐;越王思范蠡之功,铸金以存其像),后是为刘禅开脱(建之京师,又逼宗庙,此圣怀所以唯疑也),最后提出一个后主可以接受的方案:规定只能在诸葛亮的墓前立庙和祭祀。你想,诸葛亮的墓远在汉中的定军山,又有几个人能去?当然比屡禁不止的“全民私祭”更能让刘禅接受。由此不难看出,刘禅对这事是多么的不痛快。 

有人说,刘禅不批准为诸葛亮立庙,是有依据的,这个依据就是礼法。《襄阳记》说得很清楚,“朝议以礼秩不听”嘛!这话不通!习隆他们的表文怎么说?大汉王朝四百年,因为一点点小德行小功劳,就树碑立传塑像立庙的多了去了(自汉兴以来,小善小德而图形立庙者多矣),难道皇皇大汉从来就是不讲礼仪规范的?既然小善小德尚且可以塑像建庙,诸葛丞相如此大恩大德,为他立庙怎么就犯规了?再说了,刘禅也未必是什么守规矩的人。孔明去世后,丞相制度就被他废除,北伐中原也被他停止,怎么就不能为诸葛亮破一个例?说穿了,就是他心里不愿意,小心眼而已。 

因此我们要问第三个问题:

刘禅为什么不爽?

也有三个原因。第一,形同软禁。刘禅这孩子继位以后,估计就再没出过宫。直到诸葛亮去世后一年多,也就是建兴十四年(公元236年)的四月,才去都江堰看了一次岷江,被陈寿郑重其事地记录在案(见《三国志·后主传》)。众所周知,都江堰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水利工程,作为蜀汉王朝的一国之君,去视察一下是完全应该的,却也遭到批评。胡三省注《资治通鉴》的时候就说,诸葛亮不在了(诸葛亮既殁),刘禅就跑出去游山玩水(汉主游观),居然没有人能阻止他(莫之敢止)。可见诸葛亮在世时,他是不敢去的。或者说,如果他想去,诸葛亮是要阻止的。刘禅当皇帝的时候十七岁,到诸葛亮去世的时候,也才二十九岁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年龄?这样的年龄,成天关在宫里,能不郁闷吗?再说了,一个将来要亲政的人,难道就不该出去了解一下国情吗?所以陈迩冬先生说他“很为刘禅叫屈”。 

第二,不免挨训。建兴五年(公元227年),诸葛亮准备北伐,临行前上表刘禅,这就是有名的《出师表》。《出师表》当然是千古高风的华章,我们每个人读了都要深受感动佩服不已的。但有一个人可能例外,那就是刘禅。因为诸葛亮这篇表文的口气,完全是训小孩子。什么“不宜妄自菲薄,引喻失义”,什么“不宜偏私”、“不宜异同”,都不怎么好听。或许有人会说,不好听又怎么着?忠言逆耳么!对不起,你搞错题目了。我这里不是要讨论诸葛亮说得对不对,而是要讨论刘禅听了爽不爽。诸葛亮的话当然是对的,但刘禅听了不爽,怕也是可能的。何况诸葛亮在说这些话时,还动不动就抬出“先帝”来。你看短短一篇《出师表》,提及“先帝”就达十处之多,可见平时也是“先帝”不离口的。我要是刘禅,心里就不爽。什么都是我爸如何,那朕呢?

第三,难以亲政。我们知道,诸葛亮只是顾命大臣,不是摄政王,更不是皇帝。他的任务只是辅佐刘禅,不是代替刘禅。所谓“托孤”,只不过新君年幼,这才要托。新君成年以后,就应该让他亲政。何况刘备说得很清楚:“如其不才,君可自取。”那么,刘禅如果“才”呢?当然就不能“自取”了。但是,我们看不到诸葛亮有还政于君的打算,也不知道在他的计划中,什么时候才能让刘禅从一个“见习皇帝”变成“在职皇帝”。刘禅的“实习期”好像总是不满,总是不能“转正”。请问,如果你是刘禅,高兴吗? 

形同软禁,不免挨训,难以亲政,这三条加起来,估计刘禅是不爽的。于是我们就要问第四个问题:

诸葛亮为什么不肯还政于君?

通常的说法是刘禅太差。扶不起来的刘阿斗么!把蜀国交给他,还不完蛋?那么,有证据吗?有。四个证据。第一,亲信小人。这是大家都知道的,不说也罢。而且,刘禅的亲信小人,恐怕早有预兆,否则诸葛亮在《出师表》中就不会大讲先汉后汉如何如何了。

第二,不战而降。这也是大家都知道的。而且,据《三国志·后主传》裴松之注引《汉晋春秋》,刘禅准备投降时,他的第五个儿子、北地王刘谌极力表示反对。刘谌对他的父皇说,就算我们穷途末路必败无疑,也得君臣父子齐心协力背水一战以身殉国,才对得起先帝呀!然而刘禅不听,刘谌只好跑到刘备的庙里痛哭一场,杀了全家然后自杀。有刘谌做比较,刘禅不更显得窝囊么? 

第三,忘恩负义。据《三国志·后主传》及《赵云传》裴松之注引《云别传》,景耀三年(公元260年),刘禅追谥故将军,关羽、张飞、马超、黄忠都有份。关羽追谥为壮缪侯,张飞追谥为桓侯,马超追谥为威侯,黄忠追谥为刚侯,偏偏没有赵云。后来,由于姜维等人打抱不平,才在第二年追谥赵云为顺平侯。赵云是刘备集团的大功臣,更是他刘禅的大恩人。追谥故人,居然不念赵云,还要别人提醒,岂非忘恩负义? 

第四,没有心肝。据《三国志·后主传》及裴松之注引《汉晋春秋》,刘禅投降后到了洛阳,被封为“安乐公”。司马昭设宴招待他,席间特地演奏了蜀国的乐舞(为之作故蜀技)。“凄凉蜀故伎,来舞魏宫前”,这是何等悲哀的事情!所以“旁人皆为之感怆”,只有刘禅“喜笑自若”。这一表现,就连司马昭也看不下去。司马昭对部下说,一个人没有心肝,怎么可以到这种地步(人之无情,乃可至于是乎)!

又一天,司马昭问刘禅:你很想念蜀国吧?刘禅说,这里快乐得很,不想念蜀国(此间乐,不思蜀)。这实在太不像话。于是,随刘禅入洛阳的旧臣郤正(郤音戏)就去对他说,下次再问,主公就说先人的坟墓在那里,没有一天不想念,然后把眼睛闭起来。后来,司马昭又问这个问题,刘禅就按照郤正教的那样说那样做。司马昭听了大为怀疑,说我怎么听着像是郤正的话呀?刘禅马上睁开眼睛,说你猜对了,就是他(诚如尊命)!结果所有的人都笑(左右皆笑)。你说刘禅是不是没有心肝?

但是这些说法也都可以商量。第一,历朝历代的皇帝,哪个身边没有小人?汉文帝有没有?汉武帝有没有?昭烈皇帝刘备的身边,难道就没有?比如那个法正,就有很多人认为他是小人,很让诸葛亮伤脑筋的。再说刘禅也并非只是亲信小人。诸葛亮、蒋琬、费祎、董允,号为“四英”,前赴后继地辅佐刘禅。刘禅的政府,难道不是“贤人内阁”吗? 

第二,不战而降也可以讨论。历史上不战而降的并非只有刘禅,刘璋也是。难道刘璋不战而降就是弃暗投明,刘禅不战而降就是丧权辱国?讲不通吧?当然,刘禅和刘璋还是有区别的。刘璋说得很清楚:我们刘家父子在益州二十多年,没给人民带来什么好处,反倒让老百姓遭受战争之苦,实在于心不忍!这就值得肯定。刘禅却没有这个境界,他考虑的是保命问题,因此原本准备逃跑。只是因为跑不掉,才投降。所以,刘禅的不战而降没什么可取之处。但蜀汉亡国也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,不能因为他是亡国之君就把他说得一无是处。 

第三,不追谥赵云也有原因,原因就在刘备称王时只封了四员大将:前将军关羽、右将军张飞、左将军马超、后将军黄忠,没有赵云,也没有“五虎上将”一说。事实上,赵云终其一生,也未能做到“名号将军”。刘备在世时,是翊军将军。刘禅继位后,做到征南将军、镇东将军,后来又因“失利于箕谷”而被贬为镇军将军。所以,赵云的地位一直不如关、张、马、黄。刘禅按照四员大将的名单和规格来追谥已故将军,正是继承了其父的做法。这当然是委屈了赵云,也确实忘恩负义。但这笔账得先算在刘备头上,不能只骂刘禅一人。何况刘禅最后还是追谥了赵云,应该说是从善如流,何必厚非?

第四,刘禅在司马昭面前的表现确实恶心。即便是亡国之君,也不该这样窝囊,这样没有骨气,没有心肝。刘禅降魏十三年后,吴帝孙晧降晋,被封为“归命侯”,级别比刘禅低一等。据《晋书·武帝纪》,孙晧到了洛阳,登殿拜见晋武帝司马炎。司马炎让他坐下,并对他说,朕设此座等待足下,已经等得很久了。谁知孙晧倒驴不倒架,鸭子死了嘴巴硬,反唇相讥说,臣在南方也设此座以待陛下!常言道,败军之将不敢言勇。孙晧作为一个亡国之君,面对受降者,居然如此张狂,至少比刘禅的表演更有“审美价值”。

但是,刘禅虽然窝囊,却决不弱智。他只是没有骨气,并非没有心眼。说白了,他是装疯卖傻。刘禅很清楚,作为亡国之君,他是永远也回不去了,能保住性命就是好事。他也清楚,要保住性命,就不能让人觉得自己有复辟之心,就连想念蜀国也不行。

正如《三国志集解》引于慎行所言:

“思蜀之心,(司马)昭之所不欲闻也。”

因此,他必须表示自己“乐不思蜀”。而且,他还必须表示,即便有了思蜀之心,也是别人教的,自己学不像。结果,“左右皆笑”时,他这个“安乐公”就“安乐”定了。因为他那一句“诚如尊命”,不但证明自己并不思蜀,还证明自己缺心眼儿,可谓“一举两得”。

做到这一点其实极难。试想,刘禅在照着郤正所教说了做了以后,如果司马昭不问“何乃似郤正语邪”这句话,又该怎么办?这就说明,刘禅要么有胆,敢赌这一把;要么有智,算准了司马昭会问。无论何种情况,都证明刘禅不是草包。

 其实,对于刘禅的智力,诸葛亮是有过评价的。据《三国志·先主传》裴松之注引《诸葛亮集》,刘备临终前曾有遗诏给刘禅,说丞相感叹你“智量甚大”,进步也快(增修过于所望)。果真如此,朕也就放心了。诸葛亮不会拍马屁,刘备也不是护短的人,此说应该可靠。或许有人说,这是诸葛亮安慰刘备,属于“善意的谎言”。这当然也有可能。但再夸张,也不至于“智量甚大”。也就是说,刘禅顶多是平庸,不是弱智。

 事实上刘禅并非弱智之人。尹韵公先生的《刘禅与诸葛亮》一文,就曾用两件事说明这一点。

第一件事,是诸葛亮去世以后,刘禅就不再任命丞相,以免自己再次大权旁落。刘禅的做法也十分精彩。

建兴十二年(公元234年),刘禅任命蒋琬为尚书令,接替诸葛亮“总统国事”。

建兴十三年(公元235年)四月,任命蒋琬为大将军,录尚书事,恢复了汉武帝以后的制度。

延熙二年(公元239年),任命蒋琬为大司马。

延熙六年(公元243年),任命尚书令费祎为大将军,也录尚书事。大司马蒋琬主管行政,兼管军事。大将军费祎主管军事,兼管行政。

两大权臣权力交叉,相互制衡,各有侧重。这样一种高明的政治格局和权力分配,岂是弱智的人想得出的?而且,据《三国志·后主传》裴松之注引《魏略》,延熙九年(公元246年)蒋琬去世后,刘禅干脆“自摄国事”。如此这般不动声色地从辅臣手中夺回君权,又岂是弱智的人干得了的? 

第二件事是:延熙元年(公元238年)六月,司马懿军至辽东,征讨公孙渊。这在蜀人看来,无疑又是一次北伐的好机会。然而刘禅给蒋琬的指令,却很沉着冷静。

据《三国志·蒋琬传》,刘禅说:

辽东三郡发生的反曹事件,就是当年陈胜、吴广的起义呀!看来上天是要灭亡曹魏了。请爱卿整治行装,奖率三军,进驻汉中。等到吴国的军队也开始行动(须吴举动),东西两方相互呼应(东西掎角),魏国内部又出现问题时,就可以发动进攻了(以乘其衅)。

好一个“须吴举动,东西掎角,以乘其衅”!其实就是告诫蒋琬不要轻举妄动,以免重蹈前人劳而无功的覆辙。弱智吗?否! 

由此可见,刘禅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差。他之所以显得很差,是因为他的父辈(刘备、诸葛亮)和对手(孙权、司马懿)太强,自己又是一个亡国之君。如果是一统天下的承平时代,他当个“守成之君”还是可以对付的。

于是我们必须继续追问:诸葛亮为什么要大权独揽,不肯还政于君?

这个问题我在《品三国》第三十七章中有详细分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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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中天

易中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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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名作家、学者、教育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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